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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浏览次数:193 时间:2019-10-30

长期以来,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它所涉及的文体范围已覆盖诗、词、曲、赋、文、小说等多个种类。纵观古今学界,关于各种文体的理论性著作,如诗话、词话、曲话、赋话、文话等原著整理性或校注性书目不断涌现。与诗话数量的繁多相比,文话较少,而骈文话更少。自王铚《四六话》问世,骈文话著作开始出现。此书在骈文理论的阐释方面贡献较多,而系统阐发六朝骈文理论的,则首推孙德谦《六朝丽指》。《六朝丽指》固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六朝骈文理论资料,但与整体相比,它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知道,六朝骈文理论既包括六朝人撰写的有关理论,又包括后世学者反思或批评鉴赏六朝骈文的成果。就此而言,应该说六朝骈文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较大的工程。然而,截至目前,仍未出现系统全面地整理并阐释中国近代以前所有关涉六朝骈文理论的著作或论文。分析原因,或许主要在于六朝骈文理论资料零散分布于各时期的各类文献中,需要进行细致爬梳与甄别诠释,真正做好无疑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不可否认,这一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但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六朝骈文的文体特征,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认知当时及后世对六朝骈文文体的态度与评价。围绕这一课题,笔者不揣浅陋,特提出新思考及解决方法如下:第一,可依据六朝骈文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从文献整理入手,全面筛选并阐释相关理论与批评话语,做到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以便完整清晰地梳理出六朝骈文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脉络。第二,结合各时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文本实践等,构建完整的六朝骈文的理论批评体系,为深刻理解六朝骈文的形式内涵及批评机制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结合“气韵”“生气”“潜气内转”等术语,从文气的角度探讨六朝骈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为六朝骈文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为便于开展工作,可将中国近代以前的六朝骈文理论与批评划分为魏晋隋唐、明清及民国三个时期。

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骈文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并流行的一种文体,具有裁对、隶事、敷藻、调声的特点。裁对,即讲究对偶工整,就是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相似、音节数目相同的一对句子,表达一个相对立或相对称的意思,句式上用四字句或六字句;隶事,即用典,表现典雅含蓄;敷藻,即讲究文采,显示作者的语言才华;调声,即注意语言的平仄协调,读起来有韵律美。

魏晋隋唐时期,骈文由逐步形成到成熟,但“骈文”一名并未出现,尚无专门的文体理论与批评话语,其理论发掘与文体批评正处于萌芽阶段。此时骈文理论资料过于零散,主要来源于一般著述,如单篇文章、子书、史传等。自西魏北周至隋唐,反骈复古之风渐盛,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又包含三个时段。其一,骈文定型前与骈体有关的理论探讨:许多文人关注藻采、对偶、用典等问题并对此持不同态度,如曹植对华辞丽藻的爱好;桓范则强调实用功能,反对华丽修辞;陆机屡次强调藻采及初步关注声韵之美,并在诗文创作中多用对偶、典故;陆云则主张“清省”,提倡“布采鲜净”,反对过分追求藻饰;与陆机强调各体文章的审美价值不同,挚虞、李充则更多地看重其实用功能;葛洪建议创作时应使辞藻、事类与内容相互协调,反对单纯追求辞采。其二,骈文定型后的骈文理论阐发(宋至陈,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文笔说与声律论成为此时骈文理论中的重点内容,如颜延之、刘勰、萧绎阐发文笔说;沈约、陆厥、甄琛则研讨声律论;刘勰《文心雕龙》的《丽辞》《事类》《声律》分别论述对偶、用典、声律,使骈文理论与批评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争驰新巧”成为骈文创作与批评的焦点:如沈约、萧统重视富丽藻采及用事;张融、萧子显标举新变;萧纲称扬用典繁密的任昉、陆倕之笔;徐陵骈文缉裁巧密,追求新意;隋代刘善经《四声指归》重视骈文声律、篇法及句法。北朝骈文理论与文体批评基本取法南朝,亦推重藻饰、用典、声律及对偶技巧。如北魏使者对颜延之、王融同名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爱慕,即表明北人重视富丽文藻;北魏常景曾撰《四声赞》,当时创作多讲究宫商声韵;梁武帝敕修类书《华林遍略》以适应骈文征事数典及缀辑辞藻的需要,后传至北方,受到北齐高澄及后主高纬的赏识,并被奉为范本;庾信骈文技巧对北周文人的深刻影响。其三,历代反骈复古之风影响下的六朝骈文批评:自六朝至近代,反骈复古者较多。唐及唐前主要有苏绰、李谔、魏征、独孤及、韩愈、柳宗元等。宋及宋后则有姚铉、石介、真德秀、郝经、茅坤、艾南英、方苞、来裕恂等。诸家或从文章的政教功用出发,或为建立一种新的文章体制,重新审视并反思六朝骈文,一致对华艳绮靡的骈俪文风加以批判。

《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先秦时期,无所谓骈文与散文,骈文的确定,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成为其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梁元帝萧绎又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就强调了词藻、声律、抒情三方面的特点。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骈文”之称,六朝骈文理论及批评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并逐渐走向成熟。首先,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六朝骈文理论批评:复古派除崇尚秦汉文外,亦将六朝骈文作为取法对象,如黄省曾碑文、诔文学习六朝文风;王文禄推重六朝骈文与《文选》,倾心于六朝文章的组织文辞及构思;屠隆不但辩证地肯定六朝骈文的特有价值,而且以六朝文为参照,批判韩愈古文缺乏藻饰及声律之美,损害了文章的审美性;张溥认为六朝文章华实兼备,风骨超迈,尤其推重其内在的充足气韵与作家的创造力。其次,六朝文复兴背景下的六朝骈文批评:此时出现了一系列骈文选本,选录六朝骈句或骈文,体现出选家的批评观。以具体批评方式而言,主要有三种。第一,摘录骈俪名句加以点评,如蒋一葵《尧山堂八朝偶隽》强调六朝骈文是以大量采撷前人成辞典事为基础,突出其以富赡为美的修辞特色,与宋四六注重思辨不同。第二,选录全文予以评点,如王志坚《四六法海》选定评价六朝骈文较准确,对骈文的兴衰演进亦有精当见解。第三,评点《文选》中的篇章,如孙鑛《孙月峰先生评〈文选〉》评点六朝骈文多有发明。最后,骈、散对峙下的六朝骈文理论批评:骈散相争、融合骈散、注重潜气内转,成为此时六朝骈文理论批评的焦点。阮元重提六朝“文笔说”,认为骈文为文,散文为笔而非文,排斥古文,极力推尊骈文;方苞等则推崇传统古文,反对六朝骈文。袁枚、李兆洛等都提倡沟通骈散,主张骈散合一。朱一新强调徐庾文清新富丽的风格为骈文正轨,又提出六朝骈文具有“潜气内转”的文气特点,即六朝骈文上下语句间,文气蕴藏其中,运转自如,似断而实续,使文章前后呼应,音韵协畅。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就文体特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第二,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造成辘轳交往,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第三,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辞藻的华丽,因此,可以说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民国时期,六朝骈文理论批评基本上延续了清代学者的论题及观点。如孙德谦倡导沟通骈散,提出六朝骈文为骈文典范,骈散合一为骈文正格;在藻采与气韵上,更重视六朝骈文疏逸朗畅的气韵,故认为多有疏宕之气的任昉、沈约文优于徐陵、庾信文。李详论六朝骈文亦主张骈散结合,褒扬沈约、任昉文,推重潜气内转及文采藻饰。刘师培高度称扬任昉骈文的转接自然、文气疏朗、音节流畅及淡处传神;继轨阮元文笔说,尊崇骈文的正宗地位;强调骈文的藻采与声律。王瑶对徐陵、庾信的骈文特征、创作成就与影响予以详细阐发。王文濡从各体骈文的形式技巧及创作内容等角度评点六朝骈文名篇。高步瀛评点六朝骈文,多有精当识语,训释语词名物亦屡有考证发明。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作者:刘涛,系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文章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5ZDB068]成果。

清代学术,自干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

考据与义理两派在干嘉时期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作为晚清时期的汉学家,王先谦对待汉宋之争表现出一种通达而平允的态度。在《复颜季蓉书》中,他认为汉宋学派“各尊师说,互相诋骐,款启寡闻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他不主张用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名称,而主张采用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的说法,这样就使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研治经学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以这样的观点看来,汉学和宋学就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互相攻讦自然就是不对的。而且,王先谦对于理学和考据学的弊端都有指摘,这比起干嘉时期汉宋学者水火不容的态度来说,无疑是通达而平允的。

在对待骈散之争的问题上,王先谦表现出同样通达而平允的态度。他说“文以明道,何异骈散。”以明道为宗旨来统摄骈散,而不是斤斤于骈散的文体之争,这其实是他对骈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还公允地指出,骈散两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都有失当之处,说:“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十家四六文钞序》)他编选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的事实,说明他是不拘泥于骈散的文体区别的。这与他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都是其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王先谦认为骈散应当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时主张严格骈散两种文体的区别。在《骈文类纂序》中,他叙说自己少时读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对其中杂有“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这样的骈俪句式“深疑不类”,这说明他是不赞同散中有骈的文章做法的。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梅曾亮《古文辞略》收录诗歌,王先谦认为是“用意则深,论法为舛”;对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兼收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则认为是“限断未谨”,这些都表明他是主张严格骈散区别的。这与李兆洛主张“融通骈散”的文章学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编选骈文选本,是有感于骈文写作“标帜弗章,声响将閟”(《十家四六文钞序》),因此“剖析源流,推宾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显然有以选本方式为骈文写作树立准则以求推动骈文发展的目的。

文体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每种文体都有论说,可以称之为“文体论”;他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创作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王先谦的文体论。

王先谦的文体论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论说,重视文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同一种文体,他有更为详细的区分,如把“表奏类”细分为九个类目,概括了从秦至清表奏的各种不同类型。又如他解释“诏令”说:“考西汉赐书辄称制诏,是诏兼制矣。武策三子,谊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则敕即诏矣。汉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异封建。禅代《九锡》,依仿策文。唐宋敕书,或施之一人,或专赐州郡。诏则遍谕天下,制以黜陟封赠。其大较也。”精于考辨是王先谦治学的显著特点,这里他通过对汉代文体使用实际情况的考察,指出“诏”与“制”、“戒”与“敕”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存在通用情况的。对唐宋时代“敕”、“诏”、“制”的使用对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体说明,这可让人们对同一类文体的源流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龙》论说文体止于东晋,王先谦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对刘勰的文体论有所补正,如他论“哀吊类”说:“诔与哀辞,彦和区分二事。其论诔也曰:‘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哀辞也曰:‘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天昏。’余谓诔与哀辞并哀逝之作。诔以累德,施之尊长,而不嫌僭;辞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觉其安。”

刘勰对诔与哀辞的施用对象有严格的区别,王先谦则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诔与哀辞都是哀逝之作,并无严格的区分。王先谦剖析源流,区分部类,对于后世文体的论说,可补《文心雕龙》所不备。

王先谦重视对清当代文体特征及其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清代使用表奏的情况,他说:“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呈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对于清代檄文的使用情况,他说:“本国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则用移牒,皆檄之流也。”他论“志记类”说:“国朝其流益伙,但游集之记恒与序相出入,……大抵专记述者乃登记目,缀吟咏者方以序称。此虽流别之至微,所当部居而不杂。”从细微之处指出记与序的区别,对于人们认识这两种文体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是有所帮助的。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对清当代文体的论述从文体学研究角度来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创作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文章创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王先谦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动因:“至于触感无聊,伸纸写臆,屏居生悟,缘虚人实。泛长风而不息,则回恋故巢;望晨星之渐稀,则感伤知己。亦有朋好往还,襟情契结,登降岩壑,兴寄园亭。叹逝者之如斯,抚今欢而易坠。相与招绘事、赋新诗,更挥发以词章,庶昭宣其情绪。一卷之内,陈迹如新;百年之间,古怀若接。皆无假故实,自达胸怀,由耳目以造性灵,驱烟墨以笼宇宙。文之为道,斯其最盛者与。”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突出了文章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作用,他没有强调“文以明道”或以“义理”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强调文章维系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这与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颇为接近。王先谦于光绪八年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旨归,表明他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文论的认同。二十年后,在《骈文类纂》的序例中,则着重强调了文章抒发“性灵”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动荡,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王先谦身处其中,自然也会有所触动,以“抒发性灵”为文章最高境界,从中能够窥见王先谦文学思想的另一侧面。

其次,王先谦论述了骈文写作对前代作品的模仿与学习。他认为,自古至今文章写作都是在承传中发展变化的,所谓“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谦从题目、体裁、句式、用语、构思等五方面对如何学习前人文章进行了总结。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章写作是在对前人文章的学习、模仿、借鉴中向前发展的。关于模仿和借鉴前人文章,王先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与古为新,因规人巧。”他反对机械地模仿,认为对前人语句的模仿与借用要不露痕迹,自然切合,更主张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古人基础上以求新变。

再次,论述了骈文写作中“使事用典”的问题。使事用典,也称隶事,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设《事类》、《丽辞》等篇,对如何使事用典有详细讨论。王先谦对使事用典亦极为重视,他说:“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篱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使事用典如贴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骈文中使事用典,难度较大,要求作者广泛阅读,熟悉典籍。王先谦以前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经常出现的失误或不当之处。如“属词失当”、“绎文不审”、“使典差谬”、“杜撰不经”、“任意牵附”、“随笔增窜”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他说:“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拟不于伦,则读者恐卧。”王先谦认为使事用典必须做到准确而切合文章需要,运用得当,会使文章生动;运用不当,会防碍读者的阅读效果。

最后,王先谦对骈文创作提出了“词气兼资”的要求。他所说的“词”,是指文章的文辞、辞采;“气”,是指文章内在的气势、气韵。“词气兼资”是王先谦对骈文创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他衡量骈文作品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汉魏时期“其词古茂,其气浑灏”,此时文章最为优秀;六朝以降,虽然“词丰气厚”,但文章已有繁芜之病;到宋元以下,“词瘠气清”,文章便不可取了。他论清当代的骈文创作说:“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愈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洗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对于清代骈文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骈文应学习古文义法。去除其绮靡俳俗的习气,从而做到秾纤得中,气韵充沛,这是王先谦骈文创作的审美理想。“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在继承传统文论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主张。至于骈文创作也要学习古文义法,则反映了他不斤斤于骈散文体之争的态度,是他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清代中期以后,骈文出现复兴趋势。经过众多作者和理论家的努力,晚清时期骈文已经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了。在这一背景之下,王先谦编选《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展示了晚清以及历代骈文创作的实绩,反应了他对骈散之争的态度和他的骈文理论,为骈文文献的保存和骈文创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文学理论乃至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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