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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敦煌研究提供更丰富文献

浏览次数:105 时间:2019-11-02

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可将敦煌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由于经部、子部、集部的文献大多有传世本可以参照,而史部文献除个别传世史籍的抄本残卷外,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前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

内容摘要: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之现状敦煌文献发现后,我国学者及时开展了校录整理,如刘复《敦煌掇琐》、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成果。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山本达郎等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5卷)、俄国学者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当务之急是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形成高质量、集大成的敦煌史部文献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权威实用的定本,让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

内容摘要:《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修订版日前出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馆藏流水号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方式、以“读书班”整理敦煌文献的形式。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已过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较散碎,而本书正是敦煌学者献给学界大规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专家希望,《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仅能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能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文字上的障碍,从而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敦煌文献;文献整理;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

关键词:敦煌文献;文书;释录;研究;整理;教授;郝春文;敦煌学;出版;学者

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认真整理、辨别的材料,才能真正发挥其研究价值。由于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时代的材料,其文字还没有定型,书手写作的随意性很大,而敦煌史部文献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有些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所写契约、社文书、账簿、书信等文书中,俗字、别字、错字较多,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敦煌学研究可以说就是从文献校录整理开始的。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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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利用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研究条件来说,敦煌文献数量巨大,阅读不易。目前统计有近七万个流水号,主要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有些甚至还在私人手中,学者们基本上无法看全所有敦煌文献。现在,各家馆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使研究者有了接触图版的机会,但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记录,编排杂乱,甚至混入一些伪造文献和非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献。所出图版也都是按照各国、各地馆藏的流水号编排,未经整理。皇皇200余册,研究者要全部通读也非易事,且影印本价格昂贵,一般研究者无力购买,即便是一些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另一方面,从敦煌文献本身的情况来说,学界认为研读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些障碍客观上束缚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也限制了敦煌文献研究价值的发挥。

  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可将敦煌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由于经部、子部、集部的文献大多有传世本可以参照,而史部文献除个别传世史籍的抄本残卷外,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前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修订版日前出版。至此,该书已出版15卷,完成了计划卷数的一半。

鉴于上述情况,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其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为其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殷切心愿。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我国敦煌学界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为首的团队历经20多年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他们全面整理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将1000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校理原件的错误,尽可能地解决了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之现状

www.4008.com,  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认真整理、辨别的材料,才能真正发挥其研究价值。由于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时代的材料,其文字还没有定型,书手写作的随意性很大,而敦煌史部文献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有些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所写契约、社文书、账簿、书信等文书中,俗字、别字、错字较多,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敦煌学研究可以说就是从文献校录整理开始的。

  文献原件分散、字形杂,收集整理难度大

敦煌文献发现后,我国学者及时开展了校录整理,如刘复《敦煌掇琐》、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敦煌历史文献的分类校录工作,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代表。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山本达郎等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俄国学者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等,都是同时期敦煌历史文献校录整理的典范之作。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利用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研究条件来说,敦煌文献数量巨大,阅读不易。目前统计有近七万个流水号,主要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有些甚至还在私人手中,学者们基本上无法看全所有敦煌文献。现在,各家馆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使研究者有了接触图版的机会,但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记录,编排杂乱,甚至混入一些伪造文献和非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献。所出图版也都是按照各国、各地馆藏的流水号编排,未经整理。皇皇200余册,研究者要全部通读也非易事,且影印本价格昂贵,一般研究者无力购买,即便是一些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另一方面,从敦煌文献本身的情况来说,学界认为研读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些障碍客观上束缚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也限制了敦煌文献研究价值的发挥。

  “我们对于敦煌文献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了解还很不够,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介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敦煌文献原件大量被海外图书馆收藏,影印件价格昂贵,流传不广;其二,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充斥着大量的俗字、异体字,还有河西方音,难以直接阅读。”

但是,不必讳言,由于各方面原因,前人的整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受当时敦煌文献公布数量的限制,前人能见到的材料有限,也没有条件对全部敦煌文献进行普查,已出版的分类录校本所收文献并不全面。其次,以往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者以历史学者为主,对语言文字学界的研究成果吸取不足。甚至对于有些语言文字学者的批评与商榷意见,历史学界也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充分吸收,在一些校录中仍然沿用前人的误录、误释,造成对敦煌文献理解的障碍。如敦煌文献中常作为人名出现的“”字,前人多将其录作“毛”或“屯”,这就直接影响了对敦煌姓名文化的理解。最后,在校录原卷时,有较多的校改、校补。其中有些改、补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改、补意见是由于不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造成的,这样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误导。甚至有些径改、径补,破坏了敦煌文献的原貌,使研究者不能通过录文了解原卷的实际情况,导致一些校录本可资利用的价值打了折扣。

  鉴于上述情况,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其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为其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殷切心愿。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想要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几乎不可能实现。90年代后,国际间合作加强,各地的敦煌文献先后被影印出版,再加之学界积累造就了一批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使得全面整理敦煌文献拥有了条件。

云顶集团官网,云顶娱乐,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前人在艰苦条件下的开创工作仍然值得敬佩,这些成果也是后来者进行校录工作的基础。随着敦煌文献图版的影印出版及部分写卷彩图的公布,学界进一步提出了对录文准确性和文献收集全面性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形成高质量、集大成的敦煌史部文献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权威实用的定本,让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才能使敦煌文献对整个学术研究发挥更大价值。

  1996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程正式启动,国内外一流的敦煌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个工程的研究队伍中。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需要推陈出新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困难。首先,如果使用整理敦煌文献的通行方法——分类,会难以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易使人们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分类释录本也很难完备,还存在交叉和重复;再者,敦煌文献残件多,双面书写多,同一卷子里常有互不相干的内容,判定这些文书的性质、用途以及书写年代就具有了相当的难度。

鉴于已有整理本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新的整理校录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一是要力争在搜集文献的全面性上做足功夫。目前各国、各单位所藏敦煌文献已基本公布,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图版本,国际敦煌项目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也公布了一部分彩图,几乎能够掌握全部的敦煌文献。研究者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资料收集的全面性方面尽最大努力。二是题解中要对每件文书基本情况给予概要说明,包括文献的状貌、内容、存佚、刊布、著录以及定名定年的依据,等等。对于前人已定名、定年、缀合的,题解中应予以介绍,并说明从之或不从的理由。这样一册在手,相关文献的基本信息和研究状况及学术史就全部掌握了。三是要尽量保证录文的准确性。录文的基本要求和宗旨是忠实于原卷,客观真实地反映原卷的状貌与内容,使研究者能够放心地使用,省去检阅原卷之繁。除个别收藏信息不明或未公布的文献外,所有辑录的文献都应该以原卷的图版为准,有彩图的文献尽量核对彩图。对一些文字清晰但暂时不认识或无法释读的,要采取照描其形的处理方式,不予臆测,留待今后释读。当原卷有漏写时,如所漏写的文字不影响文意,则不予臆补,即不做无理由的校补、校改,避免以己意误导读者。如确需补充校改,则应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并规定固定的符号标记,使读者知道原卷的状貌。另外,敦煌文献内容庞杂,有些内容暂时读不懂也是难免的,遇到这种情况也应以保存原卷为主,不应对原卷内容进行臆测。四是校录中要尽量吸收文献学、语言文字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如对相关俗字、缺字、漏字及漫漶者,应仔细考订,尽量吸收汉语史研究的成绩,作出谨慎的选择。五是校记要精审。在撰写校记时,既要有自己的辨析、比勘,体现校录者的认知和见解,又要掌握学术研究的脉络,充分吸收前人整理研究的成果,厘清前人的贡献和已做出的成绩。

  创新研究方法,推动敦煌学发展

敦煌文献校录整理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这些经验也大多是前人已经指出的,后来者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有些也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面对困难,研究队伍选择探索新方法,弥补过去研究的缺陷。

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中的一些经验也适用于一般的古籍整理。比如敦煌文献中常遇到的俗字问题,一般古籍也会遇到,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文籍流传均靠手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俗字,即便是宋元以后的刻本也有大量俗字,有些古籍的讹误和异文需要通过俗字的分析才能理解。另外,对于校改、校补的审慎态度,古籍整理与敦煌文献整理也是一致的,如一些古籍在其他版本都缺某字,唯独四库本不缺,大体都是四库馆臣妄补,已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馆藏流水号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方式、以“读书班”整理敦煌文献的形式。

(作者:刘进宝,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

  “郝春文教授首创以收藏地点为单位按流水号逐一整理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法的不足。而‘读书班’是一种成员集体会读、研讨、共同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既利用集体智慧解决疑难问题,又通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形式凝聚共识、统一体例。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提高项目质量、加快进度和培养人才3个目的。”游自勇介绍。

  为了更准确地对文书进行定性、定名、定年,研究团队采用了新的角度和眼光。

  “如果仅仅用印本书籍的思维和要求来看待这些文书,往往对于文书的性质理解会出现偏差。因此看待这些文书时,要怀有对古人的敬畏之情,从文书实际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文书性质。其次,要注意用全景式的眼光来把握文书的性质,对正反面以及相关联的文书进行观照。”郝春文解释道。

  在这样的认识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对很多敦煌文献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一件文书同时抄写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各内容间毫无联系,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这份文书分割为很多部分,项目组则认为不能割裂,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已过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较散碎,而本书正是敦煌学者献给学界大规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项目研究进行的过程也是新体例、新方法不断创立并完善的过程。”

  专家希望,《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仅能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能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文字上的障碍,从而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杨瑾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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